目前，年初确定的稳增长各项政策效应初步得到释放,缓解了部分突出矛盾，党的二十大召开的政策红利又进一步使市场预期趋于稳定。

逆差是形成国际货币的先决条件，否则对方手上没有人民币，也就谈不上国际化。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边贸日益大贸化，不仅人民币成为计价货币，而且出现了专司结算之职的金融组织——地摊银行，它成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初始状态。

作者曹远征系中银国际研究公司董事长、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需要指出的是，国际收支的本质规定性决定了其自身是追求平衡的。这种做法尽管一时有效，但毕竟使人民币流出与流入不稳定，影响人民币国际化的预期。结论是：只要精准掌握平衡，使每条边的非角点瞬时集合解不大于2，渐进过程是可以维持的。中国是一个规模巨大的经济体，中国的人口占世界人口近1/5，中华文明是世界历史上未曾中断的文明。

打破不可能三角的国际化路径 以人民币国际化为标志的资本项目的本币开放，形成了本币先流动后兑换的特殊路线，为金融开放提供了中国经验。本人认为，后一条路线选择虽然难度较大，但展现了更有意义的前景，因而值得争取。从资产端看，我国不仅有中央银行的流动性支持，还有很多政策引导。

近日，全球财富管理论坛(GAMF)举办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应对专题研讨会，邀请中外专家学者、市场机构代表、相关政府部门领导共同交流探讨，为当前形势下的外部风险形势研判和应对策略提供决策参考。因为如果局部风险爆发过多，也可能会引发系统性危机，因此监管往往是走着走着又回到老路。因为我国金融体系还无法承受资本的大规模流入流出。如果金融基本面不是非常健康但也不非常糟糕时候，就可能存在多重均衡，比如持续稳定或出现挤兑。

从这个意义上说，2008年金融危机相比于1929~1933年大萧条的持续时间更短，说明有关部门采取了一些果断的、力度比较大的措施，这有助于帮助减轻危机影响，是十分有价值的。全球金融危机后，包括国际组织都在帮助进一步改革金融监管制度，重点有以下几方面：一是减缓顺周期机制，这也是从伯南克金融加速器中得到的重要启示。

后续很多研究分析了过去发生的金融危机、尤其是银行危机。明斯基1999年的研究指出：新兴市场国家经常出现的情况，是金融自由化导致银行危机，银行危机导致货币危机，货币危机导致更严重的危机，背后的机制就是金融充分开放而资本可以不受限的自由流动。说明过去这套做法确实发挥了一定作用。因为出现问题是地方政府兜底，所以他们会希望把问题扼杀在摇篮里，避免将来出现烂账。

比如完全放开资本项目的时机尚不成熟。同时实施了分业经营的业务模式，防范不同业务特别是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的风险溢出与放大。风险暴露还可以促进市场机制的逐步完善，避免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发生。这方面后来采取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对大而不倒的系统重要性机构采取特殊的监管要求、构建宏观审慎监管框架等。

也可能是自我实现的一种心理演习。大萧条结束后，美国首先建立了存款保险制度，重点帮助解决流动性的问题，以避免发生挤兑。

尽管如此，由于这些做法的行政性较强，未来能持续多久并不明确虽然疫情期间经济增速回落，且今年二季度经济下行压力显著加大，中国凭借逆周期宏观调控工具较多与执行力较强的优势，仍有能力避免经济持续下滑与衰退前景。

今年初以来，绝大部分G20成员经济体货币都不同程度贬值，贬幅最高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超过30%，最低的印尼4.1%，日元、英镑和欧元分别贬值21.3%、18.1%和14.3%。中国出口在疫情期间逆势大幅增长，为满足全球需求做出了突出贡献，彰显了制造大国的独特全球地位。2020年初新冠病毒大流行以来，在疫情、政策与地缘政治等多重因素影响下，全球范围经济供求关系格局与通胀形势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的演变：一是疫情早期冲击导致通胀下跌、探底与低位企稳阶段。二是美元流动性紧缩会加剧一些经济基本面较薄弱的发展中国国家主权债务偿付困难，中国作为部分国家的重要债权方，利益会受到相应影响。一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及全球滞胀风险释放会抑制中国出口，考虑到中国经济受疫情影响内需不足，近年外需对总需求增长的贡献率显著提升，因此尤其需要关注外需变动对中国的潜在不利影响。三是美欧两大主要国际货币发行经济体，其通胀调整或滞胀展开如果诱致更为复杂的危机连带发生，可能会对中国逼近十万亿规模的对外金融资产造成减值风险。

通胀上升或缓慢回调与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组合的现象，提示大通胀治理可能导向滞胀局面的现实演变逻辑。尽管中国经济在可见未来遭遇典型滞胀可能性较小，但外部滞胀风险仍会带来冲击。

去年俄乌关系紧张和今年乌克兰危机冲击天然气正常供应，对欧洲影响尤其大。中国在相关环境和供大于求格局实质性转变之前难以发生严重通胀。

美国作为最重要的国际货币发行国，通过货币紧缩应对通胀，其外部溢出效应令其他经济体治理通胀更加困难。由于疫情和能源危机等供给侧冲击具有全球影响，加上滞胀风险突出的美西方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具有较大影响，目前表现为全球滞胀风险。

受疫情影响，中国经济也面临经济下行压力挑战，在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环境下CPI均值甚至低于疫情前水平，与美西方大通胀形成鲜明反差。天然气供给危机可能在今年冬季和明年才能达到顶点。这就要求我们站在新的时代高度，针对新的内外经济环境，在体制改革、宏调政策、对外开放等方面系统谋划必要调整创新，通过构建针对现实与面向未来的高水平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和发展战略，推动百年未有变局朝着有利于中国经济现代化与全球经济良性发展的方向展开。9月16日世界银行发布报告《全球经济衰退迫在眉睫？》 (Is a Global Recession Imminent?) 指出，随着多国央行纷纷加息，2023年可能出现全球性经济衰退。

二是2021年全球通胀快速升温，以及美西方大通胀格局初步形成阶段。其次，要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方针，总结中国近十年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经验，就化解与中国债权利益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困难研究提出中国方案，为下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创造条件。

再次，考虑到主要发达国家紧缩政策的全球影响，在G20等国际合作平台和IMF等国际机构督促发达国家实施紧缩货币政策的同时，关注其负面溢出效应。俄乌冲突爆发后，美西方对俄罗斯实施一系列制裁措施，俄罗斯则采取反制措施，天然气国际市场价格持续走高。

2022年美西方经济增速大幅回落，美国经济一、二季度环比增速出现负增长。美联储今年3月以来激进加息，不仅对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货币引入广泛贬值压力，而且导致包括欧元、英镑、日元在内的主要发达经济体货币大幅贬值，进口价格因贬值上升导致输入性通胀压力，增加治理通胀难度。

三是今年2月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通胀压力加剧，发达国家加码货币紧缩，治理通胀阶段。针对目前形势，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进一步优化疫情防控与宏观政策，着力提升国内消费和投资增长，巩固近来宏观经济复苏转好态势，顺势减少经济增长对外需的依赖度。目前美西方大通胀与滞胀风险，显示其依托国际货币主导地位特权，过度刺激谋求增长的政策空间可能显著收窄，意味着美西方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前景进一步逼近。然而，国际货币体系变革只有在新兴经济体及其货币经过内外历练，具备替代条件后才能系统发生。

中国作为当今世界最为重要的新兴经济体，疫情期间的经济运行与美国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呈现系统性反差，近年来经济增长特点之一是总需求偏弱，CPI受到机制性抑制，滞胀不太可能成为下一步经济增长的主要问题。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任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日报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滞胀

今年初以来，绝大部分G20成员经济体货币都不同程度贬值，贬幅最高的阿根廷和土耳其超过30%，最低的印尼4.1%，日元、英镑和欧元分别贬值21.3%、18.1%和14.3%。其次，要坚持推进国际经济合作与维护经济全球化方针，总结中国近十年推进一带一路国际合作经验，就化解与中国债权利益关联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主权债务困难研究提出中国方案，为下一步提升一带一路合作水平创造条件。

中国在相关环境和供大于求格局实质性转变之前难以发生严重通胀。卢锋，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任慧，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 来源：中国日报 进入 卢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全球滞胀 。